一九四九年，加缪写出五幕剧《正义者》。 

　　《正义者》取材于1905年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一个恐怖小组，用炸弹炸死皇叔塞尔日大公的事件。主人公卡利亚耶夫担任投掷第一枚炸弹的任务。任务完成后被捕，宁死不屈，在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被吊死在绞刑架下。他原来的恋人多拉说：先走向谋杀，再走向绞刑架，这就是两次付出生命。“我们加倍付出了代价。”加倍——多出自己生命本身的那一倍，就是永生，“对人来说，也许是唯一的永生。” 

　　很显然，多出生命本身一倍的东西不是在绞刑架下付出的，而是在谋杀中付出的；但如果没有绞刑架，先期付出的生命就无法兑现。永生，存在于谋杀和绞刑架之间，二者缺一不可。 

　　与绞刑架相比，谋杀——作为第一次付出生命的果敢行为，显然要重大得多，因为它是你主动选择的，你可以选择不死——不谋杀别人，比如与卡利亚耶夫同去执行命令的乌瓦诺夫就这样。而你只要作出了第一次选择，那么绞刑架就似乎只是作为一个结果自然而然地等着你。“在牢房，就用不着做决定了。对，正是这样，用不着再做决定！”所以，“死倒不算难，难的是手心里掌握着自己和另一个人的生命，要决定把这两条命推进火焰里的时刻。” 

　　如此看来，谋杀——看起来是同时把两条命推进火焰，一条是自己的，另一条是大公的，实际上等于一次性地把自己的生命付出了两次。大公的肉体生命与自己的肉体生命相抵销，这由绞刑架来完成；而自己的生命——那该是一种不同于肉体生命的生命，是在作出谋杀这一决定的刹那间付出的。这也就是说，随着你所投掷出去的炸弹的爆炸，你就被吊在了绞刑架上，而永生，则同时闪现在炸弹的火光之中。 

　　是什么东西使得谋杀具有了如此崇高的意义呢？ 



　　正义。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。 

　　卡利亚耶夫说他是正义者。他是为正义而投掷炸弹、进行谋杀的。 

　　“为正义而死”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口号。但“死”在这里对卡利亚耶夫来说是双重的，就是说，不仅仅是自己死，更重要的是先让别人死。没有别人的死，自己的死就是无意义的，至少不能说是为正义的。前面说过，永生存在于谋杀和绞刑架之间。 

　　问题就出在这里：第一，只让别人死，自己不死，或者说努力使自己不死，这算不算正义？当卡利亚耶夫投掷完炸弹之后，是努力逃脱回来，还是当众演说，束手就擒，昂然走上绞刑架？第二，不让别人死，从而使自己也不死，那么正义还存在不存在？如果正义不存在了，人何以支撑自己？对一个失去支撑点的人来说，他又该以什么样的赎罪方式来拯救自己？第三，不让别人死，只求自己速死。这显然(看起来)离正义最远。这样的人按理说不会也不应该参加革命党的恐怖活动。但卡利亚耶夫从本质上看就恰恰是这样一个人。 

　　一个离正义最远的人，却以正义者自居，并以正义的名义投掷出了第一枚炸弹。 

　　我们可以说，一个人并不很清楚自己是怎样一个人。当他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时，他已决定性地干了一件不是他这个人(所能或所应该)干的事。“他已被筑成。”于是只能走到底，否则可就什么也不是了。只有死才能把自己是什么(比如说是正义者)，确定下来；他超想尽快把这一点确定下来，越说明他内心的惶惑不安。 

　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。另一面是他确信自己是一个正义者。他要极力做一个伸张正义的人。为了伸张正义，必须自己首先是个清白的人；而清白，在其极端意义下，就包括不杀人在内。为了履行这一信条，当他第一次执行投掷炸弹的任务时，由于看到大公的侄儿侄女同在马车上，终于没有把炸弹投掷出去。为了不使别人死，宁肯自己死——他当场未被抓住，只是一种侥幸。他当场未自杀，只是“因为我想到我有责任向你们汇报，只有你们才是我的审判官”。他说，如果你们再次做出决定让我把大公和他的侄儿侄女同时炸死，“我就要冲到马蹄下面”。 

　　杀死大公一个人——干。杀死旁人，哪怕这个旁人是为了杀死大公而不得不杀死的——不干。我宁肯杀死自己也不能杀死一个无关的人。哪怕就在为正义而战、为正义而杀人中，杀死一个无关的人与杀死自己相比较，我也认为后者更正义。这实际上巳把正义抽象为一种自在的目的，似乎为正义而死并不一定非要先让别人死。哪怕一件事也没有干成，哪怕还没有来得及为正义而杀死一个人，自己就死掉了(也许是自杀)，这并不能说明我就不是一个正义者。对真正的正义者来说，“为正义而死”比“为正义而战”是不是更正义呢？或者换句话说，一个骨子里“不让别人死，只求自己速死”的人算不算一个献身正义的正义者呢？ 

　　这种献身精神，就其最抽象的意义而言，也许正是一种温情，一种爱，一种对任何罪恶的躲避；而自己死，正是躲避的最后手段。卡利亚耶夫在牢房里的最后时刻就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。 

　　在恐怖小组内部，如果说卡利亚耶夫是第三种人的代表的话，斯切潘则是第一种人的代表，乌瓦诺夫是第二种人的代表。 

　　斯切潘刚刚从监狱逃亡回来。三年的监狱生活，他受尽折磨。鞭子把他身上最后的羞耻心打掉了。当别人因受不了酷刑和污辱而杀时，他却活了下来。一个这样活下来的人，如他所说：“现在，我还有什么可羞愧的？” 

　　斯切潘是卡利亚耶夫的对立面。让别人死，自己不死，这是他的信条。“别人”指的是敌人，在这里指大公。但为了让大公死，他也认为必须让坐在大公身旁的那两个孩子死。 

　　多拉：“斯切潘，你能睁着眼睛，枪口顶着一个孩子开枪吗？” 

　　斯切潘：“组织要是命令我，我就能开枪。” 

　　组织是谁？组织是不是永远与正义在一起？这些问题斯切潘不予考虑，也不能考虑。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时期。既然你参加的是恐怖组织，那么这个组织的活动就自有它自己的正义标准。组织负责人安南科夫说：“任何人对所执行的任务都不能犹豫。” 

　　这是常识。每个参加恐怖小组的人都懂。但具体到一件事，哪怕是件很小的事情，人与人的差异仍会表现出来。恐怖小组内已死去的茨维特泽尔曾对卡利亚耶夫说：“太特殊，不能成为革命者。”如果所有的人在对待命令和所从事的任务上都一模一样，坚定不移，那当然很好，革命力量会因此而强大十倍。但任何一个组织事实上又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这样。比如这次，面对坐在马车里的两个孩子，卡利亚耶夫就又“太特殊”了一点。 

　　对“太特殊”的人怎么办？驱逐、开除、或者杀死？还是听他们说话？只要让他们说话，马上涉及这个组织的宗旨、目标、准则、人道主义、正义和爱之类的问题。 

　　最重要的是参加这一组织的目的。 

　　这对斯切潘来说很清楚：复仇和反抗。只有在组织里，才能更好地复仇和反抗；也只有在铁的纪律下，这个组织才能存在下去。 

　　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。斯切潘也不会这么简单。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： 

　　首先，斯切潘“让别人死，自己不死”决不是怕死。他一点儿也不怕死。他刚一回到组织就要求到第一线去投炸弹。投炸弹——让别人死，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，这个意义就在复仇与反抗之中。他认为只有他才最懂得复仇和反抗。复仇和反抗就是正义，或者说，以正义的名义复仇和反抗。被复仇之火燃烧着的他当然也想到死的问题，但那决不是自杀，他会越狱，会英勇就义，就是不会自杀。他之所以不自杀，是因为仇是复不完的。在斯切潘心目中的“别人”看起来很具体，就是指大公；但如果把大公看成是一个阶级的代表，再加上与这个阶级有意无意站在一起的人，加上偶然与大公坐在同一辆马车上的两个孩子，这个“别人”的概念就已经模糊了。它实际上指整个旧世界。斯切潘曾问多拉：“要炸毁莫斯科，需要多少炸弹呢？” 

　　其次，斯切潘之所以不会自杀，除过他要复仇和反抗外，就自杀的抽象意义而论，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。 

　　当卡利亚耶夫说他随时准备象日本人那样自杀或冲到马蹄下时，斯切潘说：“必须有强烈的自爱，才会自杀。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自爱。” 

　　自爱，就是珍爱自己身上的良心、清白、道德感、羞耻心，以及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利(包括处置自己的生命)。以自爱之心对人，就是温情。 

　　问题是：在为正义而战中，需要不需要温情？ 

　　斯切潘也爱，爱正义，但决不是那种心驰神往，温情脉脉的爱，而是满怀复仇和反抗怒火的爱。 

　　这种爱在复仇和反抗之火平息后才会出现，它指向全人类，指向未来。斯切潘是为人类、为未来活着的。斯切潘是真诚的。说他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复仇，不如说他为正义而复仇，为正义而反抗。 

　　正因为他是为正义而活着，为人类而复仇，所以他才不相信会有什么个人的、私下的爱。 

　　斯切潘这种人向我们提出两个重大的哲学问题。一是时间，一是界限。 



　　作为一种生活态度，当卡利亚耶夫说：“正因为热爱生活，我才投身革命”时，斯切潘则说：“我不热爱生活，而热爱生活之上的正义。” 

　　卡利亚耶夫为生活而正义，所以他要自爱，要清白，要温情； 

　　斯切潘为正义而生活，所以今天或当下是不足挂齿的。重要的是明天，是正义，是人民或全人类。 

　　既然明天高于一切，目的高于一切，那也就是说成功高于一切；至于今天怎么样，用什么手段保证成功，当然就不重要了。 

　　斯切潘刚一上场就对乌瓦诺夫说：“人人都说谎。谎话要说得圆，关键是要做到这一点。” 

　　为了